在影影绰绰的历史缝隙中，我们找到了邓析。

　　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，他的档案已经斑驳脱落，有关他的信息也散落各处，且只剩片言只语，还互有抵牾。总之，在正经人士看来，他就是一个乱臣贼子，没必要把他高调写进微言大义的历史中。

　　是的，就是现在，估计邓析还是一位敏感人士。

　　春秋之际，礼崩乐坏。当时的郑国，却民风淳朴。而所谓“淳朴”，实是守旧，邓析对此有切身体会。本来，农夫浇地，全靠用瓦罐背水，费力而且效率低下。邓析就替他们设计了一个很好的工具——桔槔，就是在水边立一木桩，把一根较长的横杆架在木桩上，一头系上一只水桶，一头绑上石块以求平衡，利用杠杆原理，人工操作，从低处提水上来。这样一来，本来一天只能浇一畦地，现在就能浇一百畦了。在当时，这可称得上是先进生产力。但可笑的是，竟有许多守旧的人不肯采用，还冷嘲热讽，说这种奇巧的器具，都把人心教坏了。

　　民智未开，让邓析深感悲哀。而更让人悲哀的是，上层贵族对人民予取予夺，根本不把人当人。法律是他们的专利，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——邓析是学法律的，很感不平。

　　子产当上郑国的执政大臣后，整顿朝纲，根据周礼，制订法律，并把条文铸刻在铜鼎上。可是，这样的法律太昂贵了，难以普及，估计条文也不会多，只能作为内部断案的一个依据，就像现在的红头文件，并不张榜公布，只捏在领导的手中。可是，邓析却把“红头文件”带了出来，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发挥，拟定了一部新的法律草案。倘只放在抽屉里作学术研究也倒罢了，可是邓析却把它刻在竹简上，做成物美价廉的“竹刑”——竹简做的法律册子，大肆散发，还越俎代庖，进行普法工作。于是，“竹刑”大盛，老百姓也知道了法律，就跟官府较起真来。

　　子产虽是个革新派，可维护的还是贵族的利益。他打着先王的旗帜，宣扬礼义。作为大夫，邓析很不以为然。世界早已礼崩乐坏，还谈什么礼义！世上没有救世主，全靠自己拿起法律武器，维护自己的利益。他“不法先王，不是礼义”，针锋相对，鼓动人们参政议政。子产虽有不毁乡校的为政之德，可是群议汹汹，他担心这样下去迟早会闹出事来。

　　子产之后，继任的是驷颛，他比子产强硬多了。

　　本来嘛，郑国就有“悬书”的传统——大概相当于贴“大字报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发帖”。网络是虚拟社会，随便发帖尚有可能得罪有关部门，招来“跨省追捕”，更不用说在城门口、交通要道匿名“发帖”了。驷颛得知邓析鼓动老百姓“发帖”议论时政，很是不爽，就下令禁止这种非法的行为。所谓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”，邓析就改变形式，改写匿名信，检举揭发不法之徒。老百姓学着邓析，也把上访信寄给驷颛和有关部门。这使驷颛和有关部门坐不住了，又下令禁止老百姓直接寄信给执政大臣和有关部门。可是，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在邓析看来，法无禁令不为过，既然你不允许寄匿名信，那么我就改成寄包裹，那你总该无话可说了吧——至于包裹里放什么东西，你就管不着了——真所谓“令无穷，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”。

　　邓析不但制订法律，还亲力亲为，替穷人打官司做律师。本来，这民告官的官司眼见得没希望了，可是一经邓析辩护，就反过来了。于是，一场官司下来，“郑国大乱，民口欢哗”，而官僚贵族却恨得牙齿咯咯响。显然，邓析打到他们的痛处了。

　　自然，贵族们也不是吃素的。那么，怎么对付邓析呢？当政者也很感头痛，因为邓析的做法很得民心，一时间不好下手。如果当庭对质，公开辩论，那你就更不是邓析的对手了。邓析的辩才是世所公认的，什么话到他手里都有可能被抓住把柄，从而为其所用反败为胜。据说有一年洧水发大水，有个富人渡河时淹死了，尸体被一个穷人打捞了上来。穷人得知富人家很有钱，就觉得奇货可居，漫天要价；而富人家不想出那么多钱，于是就僵着了。富人家其实很心急，因为你总不能真的抛下亲人的尸体不管啊。情急之下，他们只得来找邓析商量。邓析说：“不用急，这尸体除了卖给你们他还能卖给谁啊？等几天他自然会降价。”富人家觉得邓析言之有理，就暂时按下了急切的心。穷人见富人家好几天没声息，眼见得尸体都要坏了，也不由得有些性急。他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去找邓析要个主意吧。邓析听了他的来意，就安慰道：“这有什么好性急的，难道他们不向你买还能向谁买不成？你就再看看吧。”从这个“赎尸诡论”中，我们就知道邓析的厉害了。

　　由于邓析的普法工作出色，郑国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。于是，邓析就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，专门替人写诉状，给他们分析道理，帮他们设计官司的诉讼技巧，有时也直接帮他们打官司。他还明码标价，大案收一套外衣，小案件就只收一件马甲或者一条短裤。由于价钱不高，而官司十有八九能打赢，于是请他做律师的人就越来越多。邓析应付不过来了，就索性办了一个私立的法律学校，公开讲学，传授“竹刑”和诉讼技巧。一时间，大家纷纷学做律师，动不动就打官司，使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敢再放肆。他还通过讲学、“寄包裹”，与大家互通信息，参与“反腐败”和“打黑”。渐渐地，以邓析为首的“民主派”有了一定的声势，大家一呼百应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——郑国的政治气氛为之一变。这种民主参与的气氛，不断在民间发酵，让统治集团感到大有“颜色革命”的危险了。

　　本来，统治阶级讲的是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。现在，经过邓析这位“民主斗士”的启蒙发动，人们都纷纷觉醒，不再任由官僚贵族横行无忌。而官僚贵族岂是肯善罢甘休的？他们不断向执政大臣驷颛告发邓析的不是，说他“治怪说，玩奇辞”，妖言惑众，煽动民乱。驷颛知道不能任由邓析再这样下去了，如果再让邓析这样胡搞，老百姓都被他教坏了，民风就会更加刁钻，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，必然危及社稷。于是，在公元前501年，驷颛毅然把邓析给杀了，还挂尸示众，以儆效尤。

　　——就这样，春秋之际的民主萌芽被扼杀了。

　　邓析死后，各家各说都把邓析当反面教材，无论是《荀子》还是《吕览》，都沾沾自喜，纷纷替统治者出谋划策，要他们及时诛杀邓析们。

　　——这才是我们古老文明的真正悲哀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