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世纪80年代，中国旧知识分子中涌现了一位杰出人物，他就是撰写《出使四国游记》的薛福成。

　　早年曾为曾国藩、李鸿章门下幕僚的薛福成，1884年任浙江宁绍道台，与提督欧阳利见合作击退法国军舰对镇海的侵扰，1888年任湖南按察使。1889年，薛福成作为清朝大使，远赴英、法、比利时、意大利四国，其任务是考察洋务、代办机器兼采购军火。出使四国，让薛福成大开眼界，体验了世界的大变局，感受到大清国的落后，深知不变革、不开放已难有出路。

　　在《出使四国游记》序言中，薛福成说，治国之道须当“平其心以矩天下，知我之短，知人之长，尽心于交际之间……至于风俗政令之间，亦往有相通之理”。同时，他急切呼吁：“福成以为时不可失者，无有切于今日者矣。”

　　在这里，薛福成提出了两个鲜活的论点。第一，大清国须有“时不可失”的紧迫感，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，实行对外开放，摒弃过去那种夜郎自大、闭关自守的政策。第二，对外开放，首先要以平和、客观的心态，认清世界大势，明辨中外长短，以取人之长，补己之短。薛福成的高明，不只在他明了各国的风俗政令存有“相通之理”，可以互相借鉴、融汇，尤在他强调“尽心于交际”，即对外开放中要用诚实态度正确判别中外长短，以达于“知我之短，知人之长”。

　　“知我之短，知人之长”，敢于承认自己的短处，承认大清国的落后，要向西方国家的长处学习，在当时是需要有不小勇气的。在许多清廷顽固派眼里，薛福成此说数典忘祖，大逆不道。他们抱定大清是“天朝大国”的迂腐陈见，认为堂堂礼仪之邦，什么都是天下第一，岂会有“短”、逊色于外邦！因此，薛福成说大清之短，又不得不给自己打圆场，以免给顽固派留下挑剔、攻击的口实。他引先秦管子的名言，“凡国之亡，亡于所长”，说明长处的两重性，长处在一定条件下会走向它的反面；然后又补书一笔：“然则天下之善知人长者，又即善于知人之短者哉！”其潜台词为，我不是只知道西方国家的长处，同时也知道西方国家的短处，自己并非认为“月亮也是外国的圆”，请别给我扣崇洋媚外的帽子。薛福成的自我辩解、自我保护，煞费苦心。

　　清廷顽固派自是既不知我之短，更不知人之长，洋务派是否就真的弄清楚了中外的长短呢？也不见得。不妨看看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对中外长短的怪论。

　　李鸿章办洋务，起点较低，且亦有限。他公然宣称：“中国文武制度，事事远出西人之上，独火器万不能及。”他认为，“泰西各国政事皆无足取法”，于是只要“取外人之长技，以成中国之长技”。把仿制洋枪、洋炮、战舰的技术学过来，洋务运动也就万事大吉。李鸿章这样判断中外长短，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：本末倒置，长短错位。

　　本末倒置，就是西洋的强大，其本在政体制度和生产方式先进，建立了君主立宪的议会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工商制度，而坚船利炮、武器装备之类，是为微枝末节；李鸿章则完全相反，对西方各国的政体制度、工商制度不屑一顾，视同草芥，却又把中国传统的“文武制度”、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，捧为至宝，当作最完美、最神圣的东西。李鸿章看中外长短，出现严重错位：对中国，以短为长；对外国，则以长为短。且又以己之长，比人之短，拒绝学习、借鉴外国先进的政体制度和注重工商的经济体制，最终流于东施效颦，一事无成。

　　“知我之短，知人之长”的薛福成，称赞西方立宪制“无君主、民主偏重之弊，最为斟酌得中”，并备述西方种种之长，认定“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，六经之内所未讲”，备加推崇。其思想解放程度，远远超出了他的导师兼上司李鸿章。他又直言不讳地替前任清朝驻英法大使，因主张办洋务要刷新政教、振兴商贾，而被扣上“汉奸”罪名的郭嵩焘鸣不平：“昔郭筠仙（郭嵩焘号筠仙）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，至为清议之士所排抵，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……此次来游，始信侍郎之说，当于议院、学堂、监狱、医院、街道证之。”这对摆脱不了君主专制束缚的大清朝廷，无疑具有强烈的针砭意义。薛福成“工商之业不振，则中国终不可以富，不可以强”的思想，深深地影响了子孙，其后人在无锡开办锦记丝厂，并成中国“丝业大王”。

　　不能“知我之短”，即不能“知人之长”，也就不可能以人之长，补己之短。而最可悲、可怕的，还在误以己之短为长、以人之长为短，长短错位，那就只会坐失机遇，延误韶光，踟躇徘徊，自甘沉沦。晚清洋务运动的历史经验，值得我们牢牢记取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