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次改革都涉及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，19世纪末的晚清洋务运动也不例外。衡量每次改革的成败得失，我以为，看谁得到的利益最多，是一个明显的标尺。

　　那么，大发洋务财的是些什么人？

　　由大清国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洋务运动，作为中国近现代化的开端和尝试，不能完全否定。但是，对中国的民众来说，他们沾不上洋务的光，靠办洋务发家致富、借机大发洋务财的，非李鸿章、盛宣怀等洋务要员和官僚买办莫属。

　　先说中堂大人李鸿章。对于世人盛传的李鸿章“富甲天下”之说，梁启超表示怀疑，说“其事殆不足信”。但梁启超不得不承认，李鸿章有“数百万金之产业，意中事也”。招商局、电报局、开平煤矿、通商银行等，均有李鸿章的不少股份，南京、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，也是他的“管业”。后来，梁启超算过账，说李鸿章病殁时，“家资逾千万，其弟兄子侄私财又千万余元”。实际上，梁启超算的这本账还不全，因为李家拥有的数千顷土地没有算进去。加上这笔庞大的土地资本，李鸿章的家产何止千万！留学美国、办过洋务的容闳，对李鸿章的富有作了估计：“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。”到过中国的西洋人也有同样的估算。“宰相合肥天下瘦”的联语，形象地刻画出了李鸿章大发洋务财的贪婪相。

　　李鸿章在办洋务中大捞油水，毋需自己动手，手下人的“孝敬”就把他喂肥了。但与一般贪官不同，李鸿章不仅收受下级洋务官僚的贿赂，而且在办理外交中，外国的贿款他也照拿不误。突出的一例，就是收取俄国三百万卢布事件。沙皇冬宫档案记录证实，1896年6月，出卖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签订的第二天，由道胜银行要员牵线，经钦差大臣李鸿章过目，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签字同意，双方私下签了一项议定书：如中东铁路修筑成功，道胜银行拨出三百万卢布给李鸿章作酬谢。具体分三期付款，首期一百万在清朝皇帝正式批准条约后付款，二期一百万在全线测量竣工、筑路合同签订之时付款，第三期的一百万在铁路完成时付清。道胜银行中国分行账册中专设“李鸿章基金”账户，从1897年起，先后支付五次，总额达一百七十万卢布。而早在密约签订的当年8月，道胜银行就把首期一百万卢布，直接送交李鸿章之手。李鸿章不只是大发洋务财，而且还发了卖国财。李鸿章的那顶卖国贼帽子，要完全摘掉也难。

　　再看专办洋务的盛宣怀。这个李鸿章的干儿子，又被李鸿章夸为精通洋务、商务，委以重任的大红人，“挟官以陵商，挟商以蒙官”，左右逢源，官运亨通，从招商局会办、总办，到天津海关道、芦汉铁路督办、会办商约大臣、邮传部尚书，干了一辈子洋务，成为晚清一代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家。此人在官场长袖善舞，且精于算计，很会捞钱。甲午海战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，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声名狼藉，盛宣怀受牵连被弹劾。当时的电报局副办经元善讥讽盛宣怀，“一手捞十六颗夜明珠”，极言其贪欲之大。立宪派的汤寿潜揭发，“轮电矿政，国无寸效，徒以使盛宣怀之损中益外，化公肥私”。盛宣怀办洋务，善于“借鸡生蛋”，一是大举外债，如以修铁路为名，一年之内使外债猛增两个亿；二是从民间大量融资，然后又炮制“铁路国有”政策，把民间资本一脚踢开。而在“借鸡生蛋”过程中，许多“蛋”都落到他的名下。最后酿成“保路风潮”，四川等地纷纷要求杀盛宣怀以谢天下，不得已，他逃亡日本。1916年盛宣怀去世，他的遗产超过李鸿章，有近亿之多。其女婿邵洵美曾拥有上千万家产，受到鲁迅先生的嘲讽。

　　李鸿章、盛宣怀办洋务的是非功过，作何评价，是历史学家的事，非我之力所能及；然而，洋务运动失败，李、盛却在办洋务中捞足钱财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一个千万富翁，一个亿万富豪，李鸿章、盛宣怀的洋务财，真是大发而特发！

　　发洋务财的，当然不止他们两个，上至太后“老佛爷”、大内总管李莲英，下至具体经办洋务的胥吏，或多或少均有收获。如果说李鸿章、盛宣怀发洋务财还用了些经济手段，比如股票、招商、经营企业等，那么慈禧等人就纯属是超经济的强取豪夺、侵吞钱财。显例之一，当数“昆明换渤海”的修造颐和园。修园总费用达四五千万两，除了户部积余和公开卖官所得的两千万两，其余两千多万两都是挪用的海军军费。北洋水师及其装备建设，为李鸿章办洋务的重中之重，但从光绪十四年起，慈禧叫李鸿章每年拿出二百万两移作造园费用，只得停购铁甲炮舰，并“以海军之人以督大工修颐和园”，当真把昆明湖作为渤海来经营。修园经费预算原本是一千万两，后来不断追加，穷极富丽，以至翻了几倍。内中原由，据说宫中的成例是“三成到工”，“胥吏辗转克扣，到工者十得二成而已”，一大半银子落入私人腰包。建成后的颐和园每天开支在一万两以上。清廷最高领导的慈禧“老佛爷”，以强权大揩洋务之油，用于私人享乐，底下大小官员纷起效尤，发些洋务财，又何足道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