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则徐、魏源倡导发展的中国近代企业，李鸿章、盛宣怀兴办的洋务实业，其体制结构和运作方式，大多是官办或官督商办。洋务运动有图强自救的积极面，但作为中国君主政体内的自改革，从一开始它就受到大清国朝廷的掣肘，它在娘胎里就与整个官僚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因而带有鲜明的官僚买办色彩。企业的资金、人员、管理，产品的销售、流通、分配等等，无不在清朝官员的掌控之中。盛宣怀等人自己就是亦官亦商、集官商于一身的官僚买办。

　　晚清官办企业很糟糕，以致成了李鸿章遭受一些顽固派攻击的一块软肋。官办企业的低效率和腐败集中在两方面——

　　人浮于事和瞎指挥。一个个工厂活像一座座衙门，大小官儿一串串，大臣、总督，督办、会办、襄办、稽察，名目不一，都要抓权；其中多半尸位素餐，既不懂西学，又不会管理，外行当家，坐食高俸禄，凭资历踞高位，拍脑袋乱指挥。无奈之下，各拉洋人，如李鸿章信任马格里，沈葆桢信任日意格，奕信任赫德，从企业决策到技术问题，悉听洋人摆布。

　　挥霍浪费和中饱私囊。官办企业与官场一样，上下其手，官官相护，挥霍浪费等现象屡见不鲜。当时有个说法，“机器局管事一年，终身享用不尽”。办洋务的不少官员，都很快发财，成了富甲一方的暴发户。其敛财方法，主要是在采购机器设备过程中吃回扣，或花高价买劣质品，虚报花账，从中牟利。如传闻甚多的购买旗昌号轮船一事，有说唐景星拿了五厘佣金，有说盛宣怀先以低价收买旗昌股票，后将轮船售价抬高，股票上扬致获暴利，还有说李鸿章收受了巨额贿赂，所以使轮船价格高得离谱，等等。说法各异，但掩饰不了的共同点是，官员在招商采购中做了手脚，耗费国家巨资以图谋个人好处。

　　“纨绔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。”对官办企业的弊端，俞赞揭露说：“官办工业有亏无盈，岂主其事者皆不肖耶？其来也不过徇情面，倚声势，大率纨绔居多。其人本不知稼穑之艰，焉知大体？惟好排场，任其挥霍……况委札甫下，荐书纷来。用人若干，薪水若干，花红若干，姑勿论事之成否，而出款已不可数计矣。无底之壑，终必匮乏。”用人规章不善，导致管理混乱，挥霍无度，什么都由官银买单，官办企业能不被吃光、玩完么？

　　写于1901年的《李鸿章传》称，晚清洋务“绝少成功者，其故安在哉？是则鸿章不知彻底改造，而复以官办之过也”。梁启超又指出，“最为其企业之害者，则为借官办理。我国官僚素多贪图昏愚，不顾大局，复加鸿章任用亲属，此等生财之事业门，彼等何乐而不为所欲为，于是洋务亦遭败绩”。官办企业的祸害及其败因，剖析得一清二楚。另有一个中举而未入仕途的强汝询，痛斥官办企业为“贪昧乾没者之所欣欣冀望”之物。他明言，“天下唯由官办者最不能久”，因而办洋务首须“明辨贪廉，大行惩劝”。把官办企业提到反腐败的高度，向专制堡垒展开了无情批判。

　　与官办企业虽如火如荼却又连连溃败相映成趣的，是晚清民间实业的冷冷清清和屡遭封杀。人所共知，官办洋务企业主要为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，是为强兵服务的。而制造枪炮的军工企业，必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生产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。但是，朝廷十分害怕人民，尤其害怕人民掌握技术、制造武器用来造反，因而对民间的科技发明、能工巧匠，表现出神经过敏的恐惧和忌恨。

　　恭亲王奕对改科举、选拔科技人才，一度满怀信心：“取进之途一经推广，必有奇技异能之士出乎其中，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之下。”话说得蛮漂亮，实际上，堂堂大清国竟容纳不下一个擅长发明的能工巧匠。广东有位技术能人何礼贵，他能打造火轮舟和各种战船。照例说要重用他了吧，可朝廷恰恰相反，视为“可疑”人物、危险分子。在李鸿章所谓“善造枪炮的在官人役，当随时设法羁縻”的政策下，何礼贵被莫名其妙地调到湖北，置于长江水师，实行监视，并不准他与外国人来往，失去了人身自由，最后客死异乡。何礼贵的不幸，照见了大清国朝廷的反人民本质，一如李鸿章在密折中所言，“倘山陬海隅，有不肖之徒，潜师洋法，独出心意，一旦辍耕叹息，出其精能，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，孰能御之”。科学技术、能工巧匠全成了危险品，大清国的洋务企业和强兵梦想，岂非一枕黄粱！

　　由于害怕山陬海隅的“不肖之徒”，把防备民众放在治国的首位，清廷不但要扼杀何礼贵这样的能工巧匠，而且对民间实业和资本家，采取畏之如虎的禁抑政策。光绪二十一年，京郊通州的武举人李福明，开办了一天能磨两百担细面粉的机器磨坊。就这么个小小的民间粮食加工企业，因为触犯了清朝总理衙门“此项精秘之器……仍禁民间学习，以免滋生流弊”的规定，居然受到朝廷御史的参劾，并以“私开机器磨坊”对李福明论罪，勒令停业，拆毁机器。一个民间企业，就这样活生生地被摧残、扼杀。

　　官办企业积弊多端一团糟，科学技术、民间实业又被无端封杀，没有丝毫生存、发展的空间，晚清洋务运动焉有不败之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