县尉，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。照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，那也是炙手可热的位置。可是，唐代的不少诗人却对此不以为然。

　　在唐代，县尉是从九品，级别是低了些。但是，对于正在寻求功名的诗人们来说，起码也是进入仕途的一个入口。即使不算是肥缺，也该将就一下吧。可是，杜甫却偏不。本来，他来长安，从35岁等到44岁，说白了，就是为的求官，但他却轻易地拒绝了河西尉的任命——都等了这么些年，还挑肥拣瘦的，莫非诗人太难伺候？

　　老实说，县尉不是人当的，尤其不适合有良知的人来担任。此前，高适就曾当过封丘尉。他原先以为，一个小县不会有那么多公事，为了禄米就屈就一下吧。没想到的是，县尉的杂事特多，而且都要限期完成，“拜迎官长心欲碎”，诗人有点受不了。不过，要做官就免不了要拜迎长官，县尉是这样，做再大的官也逃不脱官场的掣肘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只能说诗人的自尊心太强，清高错了地方。但是，“鞭挞黎庶令人悲”，要诗人去鞭打老百姓，这倒确是一个考验：不心狠手辣，怕难完成任务；心狠手辣吧，良心上过不去，难道白受“诗书之训”了？比如说，催钱粮，拉壮丁，上面有期限，你能不完成吗？正因为此，高适送完新募的士兵去守边后，就辞职不干了。

　　或许，杜甫干脆地拒绝河西尉，多少受了高适的影响吧，因为高适随后就到了长安，杜甫与他一起宴集游玩，写有不少唱和诗，应该会知道高适辞官的原因的吧。

　　人人都说陶令好，只有功名忘不了。可是，诗人的真性情与官场的潜规则又是多么难以调和啊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李商隐也算是一个身段够柔软的人了，可是，他任弘农尉不久就与上司闹翻了。因为他减免了对冤屈囚徒的处罚，触怒了顶头上司，于是就愤而“乞假归京”。为此，他写了一首非常激烈的诗呈献州刺史：“黄昏封印点刑徒，愧负荆山入座隅。却羡卞和双刖足，一生无复没阶趋。”

　　古人说，男儿膝下有黄金。而李商隐逢迎的却是这样的上司，难怪他都要羡慕被砍去双脚的卞和了。那么，他是否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？大概是不能的吧。因为典狱事务为县尉的职掌，在他眼皮底下发生冤案，与他纯粹的政治理想是格格不入的。诗人们都有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宏愿。可是，自己职掌内的事都办不好，那岂不是光说不练、自相矛盾吗？如此，倒不如挂冠而去。李商隐诗云：“陶令弃官后，仰眠书屋中。谁将五斗米，拟换北窗风？”诗人这一点骨气还是有的。儒家主张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，既然不能“兼济天下”，起码应该“独善其身”吧。

　　是的，我们很难想象，杜甫倘若担任了河西尉，他怎样去面对自己的职责。他后来所写的“新安吏”、“石壕吏”，不就是县尉的工作吗？诗人对百姓抱有深深的同情，可是，抓不到壮丁，难道诗人自己去“急应河阳役”吗？看来，县尉一职，实在是太难为诗人们了。

　　如今的县尉们，躬逢盛世，又不做诗人，大概是没有这样的顾虑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