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临边幸民，往往逃入虏地，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，而中国赋役之繁，文网之密，不及虏中简便也。虏法虽有君臣上下，然劳逸起居，甘苦与共，每遇徙落移帐，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，皆亲力作，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，敢死不顾，干戈之暇，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，真有上古结绳之意。一入中国，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。王荆公所谓‘汉恩自浅胡自深’者，此类是也。”
　　这段文字出自明人谢肇淛的笔记著作《五杂组·卷之四》，应该属于“野史”的范畴。当然，今天的我们也知道，私家修的“野史”，其真实性与可靠性未必一定在官方修的“正史”之下。为什么？因为谁都知道，“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”。
　　从上述“野史”中我们可以知道，明代汉人之所以大量逃入虏地——蒙古人的地盘，原因有这样几个：一是因为长期的边地生活，让这些汉人在饮食习惯上、语言上已经跟蒙古人相通，进入虏地生活根本没有障碍；二是“中国”的“赋税徭役”过重，“文网”过密，根本不像虏地那样“简便”；三是按照蒙古人的规矩，虽然君臣也有上下之分，但是，其劳动生活中习惯于与众人同甘共苦，甚至于在部落迁徙重新搭建蒙古包的时候，他们会与妻妾儿子一起动手，表现出高度的平等。当然，在“中国”，则完全是另一副情景：就是那些乡间小吏也会对你乱舞鞭子与敲诈勒索。
　　就汉文化来说，重人情、重乡情浸淫于每个同胞的血液之中。只要有可能，大概是没有多少人会选择背井离乡的。所以，只要还有一口饭吃，只要还不至于冻死、饿死，他们都会坚守脚下的这片土地。但让人十分痛心的是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个个只知道贪婪地索取，而不知道多少也给予些许同情、体恤。至于要求他们讲平等，那无异于与虎谋皮。因此，对于生活在边地的人们，因为对“中国”和“胡虏”的风情都很熟悉并有比较，同时也有选择的可能，所以，很多人最终选择了“逃入虏地”。
　　且不说这些“逃入虏地”的“幸民”，至少在客观上为汉蒙文化、经济交流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作出了不小的贡献，仅仅是从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——大凡人都会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的角度来说，此种选择不过是一种“人之常情”。反过来说，对汉民族的统治者来讲，假如你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形，那么，就该反思、就该检讨：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在你的治下，他们幸福吗？虏地吸引他们的那些东西在你这里也有吗？并且我们可以相信，假如不能顺应时势做出改变，那么，这样的情形是可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长期存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