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场十年浩劫，一桩震惊遂松两县的惊天冤案，在尘封47年后的今天，作者还原那不堪回首的往事，让我们倍加珍惜今天的安定团结和谐的社会。

　　因文获罪，锒铛入狱

　　1965年11月10日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。《海瑞罢官》是明史专家吴晗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、民盟中央副主席）在1960年底七易其稿，历时年余，写成的京剧剧本。姚文元毫无根据地把《海瑞罢官》剧中描述明朝海瑞所进行的“退田”、“平冤狱”等情节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“单干风”、“翻案风”联系起来，从政治上全盘否定了吴晗。

　　当时松阳的蒋高森、蔡宗良（两人皆为1962年遂昌一中高中毕业生）和潘云飞（1962年5月从嘉兴工学院毕业回到西屏公社二大队务农）等人，反复阅读了姚文，又从遂昌县婺剧团演员朱寿康处找来吴晗写的剧本《海瑞罢官》，深感姚文元仗势欺人，很为吴晗的遭遇鸣不平。于是，由蒋高森执笔写成万余字的《〈海瑞罢官〉批判中的学习心得》一文，经叶寿生（大学肄业后在西屏公社二大队务农）用复写纸誊写后，在1966年4月由朱寿康带到外地投寄人民日报社。“心得”的中心内容是肯定中国历史上有清官，清官比贪官好，清官所起的作用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。

　　然而，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开始的，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一文成为引发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导火线，蒋高森一文自然而然把蔡宗良、潘云飞、朱寿康等人卷入了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。北京有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的“三家村”，松阳也把蒋高森、蔡宗良和潘云飞三人当作“三家村”进行批斗。

　　由于朱寿康是遂昌县四个“牛鬼蛇神”之一，最先被揪出来隔离审查，在抄查朱家时搜查出蒋高森的《〈海瑞罢官〉批判中的学习心得》一文复写件。1966年8月13日，遂昌县公安局对此事立案侦查。9月13日下午，蒋高森、蔡宗良、潘云飞三家，还有叶寿生、包樟标（水南公社南山小学教师）等许多人的家，同时被公检法干警带领下的红卫兵分头抄查。从蒋高森家除抄查出此文原件，还抄查出蒋高森平时写成的诗、对联60本，读书笔记22本，收集的松阳方言40本，计50余万字。公安机关起初以反革命集团案审查此事件，并将此案件定性为“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”，定罪的主要依据就是蒋高森执笔的《〈海瑞罢官〉批判中的学习心得》一文，除了包樟标外，蒋高森、蔡宗良、潘云飞、叶寿生和朱寿康都直接参与了此文的出笼。1966年10月6日，“首犯”蒋高森拘留关押到遂昌县公安局看守所，朱寿康于1969年10月22日收押，蔡宗良、潘云飞、包樟标、叶寿生、徐昌礼等八人作为“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主要成员”于1970年3月8日办理拘留手续，关押到遂昌县公安局看守所。

　　命悬一线，株连亲友

　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，“以蒋高森为首的反革命集团”的各相关人等自然在劫难逃。

　　1971年6月1日，遂革保（71）第8号文件对蒋高森为首“反革命集团”一案的审查报告详细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况。“中共遂昌县委：我县以蒋高森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一案，由公安机关根据一九六五年三月水南公社南山大队群众反映：‘包樟标、蔡宗良、潘云飞等一伙人关系密切，鬼鬼祟祟，深夜活动，行迹可疑。’和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五日原遂昌婺剧团某某人汇报：‘本团演员朱寿康在自己笔记本上写了很多反动诗，其中还有西屏镇蒋高森、潘云飞、蔡宗良写下的反动诗句’这两方面的线索。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立案侦破，九月十三日查获黑诗黑文章以及反动日记。由于旧公安机关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，没有充分依靠群众，及时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，只于十月六日对首犯蒋高森拘留归案。自中央（70）3号文件下达后，我们对此案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，现案情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可以定案……提出处理意见报告如下：反革命集团首犯蒋高森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反革命集团骨干朱寿康判处无期徒刑。反革命集团成员蔡观淮（蔡宗良之父）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。反革命集团骨干蔡宗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反革命集团骨干潘云飞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。反革命集团成员包樟标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反革命集团成员叶寿生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对参与该集团活动的徐昌礼等有关人员，不作反革命论处，交群众批判教育。”

　　8月20日遂昌县革委会的批复，不仅维持了对蒋高森的死刑判决，还加重了对其他一些人的处罚。由于不具备反革命集团四个基本要素，也由于此时林彪事件的突然爆发，蒋高森才得以死里逃生。

　　“蒋高森集团”一案轰动当时的山城遂昌，涉案者受到刑讯逼供，被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。“蒋高森集团”一案在西屏镇更是株连涉案者的亲友，造成大量的冤狱，根据遂革保（71）第8号文件所述，株连到的人数多达七十余人。

　　由于南山村离西屏镇不远，包樟标在该村小学任教，潘云飞的娘舅住在该村，彼此经常会走亲访友，因此，“蒋高森集团”一案还株连了许多南山村的无辜村民。时任南山大队党支书、大队长、团支书、会计、小学教师等多人，都受到牵连。有的作为“蒋高森集团”成员被政法机关拘留关押，有的被红卫兵关押在白云山上的白云庵，南山村竟被当作“蒋高森集团”的据点。

　　蔡观淮是蔡宗良的父亲，松阳一带有名的中医师，也是所谓的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。为了加重“蒋高森集团”的分量，在遂革保（71）第8号文件中，明确地把蔡观淮列入为“蒋高森集团”成员，并且可“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”。遂昌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写道：“蔡观淮系历史反革命分子，思想极端反动，书写大量反动诗词，为该反动小集团出谋划策，罪行严重。本应严惩，因已病死，终止审判”。蔡宗良一家父子、夫妻三人同遭审判。

　　历尽磨难，洗尽冤屈

　　1974年10月1日，丽水地区公安局对“蒋高森集团”一案进行复查，认定把此案当作“反革命集团”案证据不足，并指出审理该案时有搞逼供信的问题。结果决定把此案降格为“反动小集团”处理，并报浙江省公安厅批准。1975年5月下旬，蒋高森、朱寿康、潘云飞、叶寿生被押到西屏批判，保外就医的蔡宗良、包樟标，也一并到会接受批判，罪名变更为“反动小集团分子”。

　　1975年6月举行公判大会，判决结果是蒋高森、朱寿康各判十二年有期徒刑，蒋高森的刑期自1966年9月13日起至1978年9月12日止，朱寿康的刑期自1969年10月22日起至1981年10月21日止。蔡宗良被戴反革命分子帽子，反动小集团成员潘云飞、包樟标、叶寿生予以教育释放。判决的第二天，蔡宗良、潘云飞、叶寿生等离开看守所，回到阔别五年半的家乡。蒋高森、朱寿康则被送劳改农场。

　　文革结束后，“蒋高森集团案”中受冤屈人员分头给省、地、县党委和政法部门写了不少申诉信件，但一直无果。1978年夏天，潘云飞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写了一封信，没几天意外地收到回函。这封回函，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。其时，蒋高森、朱寿康尚在服刑，蔡宗良、包樟标和潘云飞经过再三商量，决定上京申诉。

　　8月7日，潘云飞带上干粮，走上进京上访之路。这次上访有了令人欣喜的结果。此后，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子正的直接关心下，成立了以丽水地区法院院长陶谷宝为组长的复查组。同时，指导遂昌法院、公安局成立相应的复查组织。

　　经过初步复查，基本认定蒋高森等人言行的本质是反对林彪、四人帮的，是全国人民和林彪、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　　陶谷宝向刘子正汇报了蒋高森一案的复查情况，当陶院长说到蒋高森因写文章批驳姚文元而被判刑十二年，并差点被判处死刑，刘子正怒不可遏。丽水地区法院复查工作会议于1979年初在遂昌召开，刘子正亲临会议，他对平反工作作出重要指示。刘院长敢于拨乱反正，排除干扰，力主为该案平反，今日忆起仍令人肃然起敬。

　　此时，遂昌县法院、公安局已经准备为该案平反，并准备采用重新宣判的形式给予平反。1979年4月19日晚上，在西屏镇剧院召开平反大会，宣告该案是错案，撤销原判，对蒋高森、朱寿康、蔡宗良、潘云飞、包樟标、叶寿生、蔡观淮宣告无罪。但是，4月27日遂昌县公安局给徐昌礼等五人的平反文件又是另一种说辞，留下条“尾巴”。

　　接到遂昌县公安局遂公〔79〕字第44号文件后，蒋高森等人依然不服，决定上诉，讨回公道。他们向最高人民法院直接申诉。最高法、最高检派员组成中央工作组到遂昌县，召集县委书记、公安局长等领导出席会议，并指定蒋高森、潘云飞二人参加会议。在听取陈述后，中央工作组认为，遂昌县政法机关两份文件自相矛盾，建议遂昌县委重新组织复查。

　　经过半年的曲曲折折，遂昌县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第二次平反。1980年1月发出遂公〔80〕字第7号遂昌县公安局文件：关于徐昌礼等人的平反决定。“经再次复查，查明蒋高森等人在一九六六年对林彪、姚文元的倒行逆施作了揭露，并为彭德怀、吴晗同志受诬陷鸣不平，是正确的。一九七〇年对徐昌礼等五人拘留审查是错误的，应予撤销。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，应予推倒，整理的有关材料一律无效，政治上恢复名誉，经济上给予酌情补助。……对徐昌礼等人平反，本局曾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以遂公〔79〕字第44号文件作过决定，经再次复查后，认为该决定有不妥之处，应予撤销。遂昌县公安局（公章）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一日”。

　　至此，“蒋高森反革命集团案”终于彻底平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