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里记有这样一件小事：“父为长安丞，出，汤为儿守舍。还，鼠盗肉，父怒，笞汤。汤掘熏得鼠及余肉，劾鼠掠治，传爰书，讯鞠论报，并取鼠与肉，具狱磔堂下。父见之，视文辞如老狱吏，大惊，遂使书狱。”其中汤为张汤，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吏。司马迁记史惜墨如金，之所以记这件掘鼠审鼠、剖膛取肉的小事，是为写张汤之“酷”做铺垫的。

　　任何事物的发生、发展，都有它们的脉络和根源。张汤走上“酷吏”之路，至少有三个关键的因素：

　　一是父亲做长安县丞对他的耳濡目染。如上小事中的审讯、笔录、判刑等，完全符合当时的法定程序，就连他的父亲也感到惊讶。

　　二是得到周阳侯田胜的极力推举，渐渐进入了上流社会。田胜为九卿时，因罪关押长安狱中，“汤倾身事之”，并且通过自学成才的法律知识帮助田胜开脱罪责。不管作用如何，但感情建立了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田胜很快释放，被封周阳侯。这场政治赌博，张汤赢了。他的职位也因此不断攀升。

　　三是审理“巫蛊”案，让张汤一举成名。有“金屋藏娇”传说的皇后陈阿娇，虽与武帝感情甚笃，却一直苦于没有子嗣。阿娇因嫉歌女卫子夫偶尔召幸身孕皇子而得宠，刀走偏锋，行巫术，以图武帝回心转意。不料，事情败露，武帝勃然大怒，命张汤审查。张汤手持尚方宝剑，首先攻破依仗阿娇撑腰、不把张汤放在眼里的女巫楚服，快刀斩乱麻，一查到底。终以“巫蛊”罪定案，涉案人员多达300余人，均处以极刑。阿娇也从此被打入冷宫。

　　因审“巫蛊”案有功，张汤得到武帝重用，又接连办了两宗大案，即“淮南王刘安谋反案”和“衡山王刘赐谋反案”，涉案人员多达四五万人，均被杀头。在审理两起谋反案中，张汤既据大汉法典，又严酷无情，令人胆寒。

　　汉武帝之所以重用张汤，不仅因为他是人才，更重要的是当时历史背景决定的。内忧外患，严重地困扰着大汉的发展。一方面，大汉内部诸侯王们蠢蠢欲动，政治动机不良，经济秩序混乱，朝廷需要制衡，甚至打压。可是，不用苛典重刑，不足以儆诸侯。另一方面，北方匈奴长期威胁着大汉的边地安全，试探和挑衅性的小打小闹不断。武帝之前，一直采取和亲政策，以求暂时边靖。但长期忍辱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良策。而打击匈奴，必先清除杂音。因长期和亲，那些苟且偷安的人早已习惯，猛然军事干预，生怕惹是生非。统一思想，不动真枪不行。

　　在如此历史背景下，张汤当然是最好的人选。故而张汤一步步地走上了大汉司法界的最高层，权重天下，令人敬而生畏。

　　从史料来看，张汤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官员，一步步从基层升迁起来，官居要位。他的待人接物，应该十分老到，也能从错综复杂中化繁就简，左右逢源；工作上更是勤勉有加，一丝不苟。但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张汤并不是一个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实践者。他善于炒作，赢得气场。譬如利用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心理，借武帝之名，对犯了法的皇亲国戚威之武之，严惩不贷；对老百姓触犯了法律，常常法外开恩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如此等等，张汤在民间获得了很好的口碑。

　　张汤位居汉朝司法界最高位时，也干了不少知法犯法的勾当，如历史上有名的“腹诽案”，张汤置廉直闻名的九卿大农令颜异于死地，开了“不入言而腹诽，论死”之先河。还有公报私仇，如张汤指使心腹鲁谒居不择手段地审讯政敌李文。尽管李文为官不检点，浑身有污，但罪不致死。也正因为这个案子，给了他人可乘之机。武帝元鼎二年，因盐铁收归中央政府，造成诸侯国的利益损失，再加上个人恩怨，赵王刘彭祖率先借李文案说事。鲁谒居投入大狱，致死。其弟以为张汤见死不救，杀人灭口，便揭发了李文案内幕。危急之时，汉文帝陵园被盗，按照大汉惯例，丞相庄青翟与张汤应该同向武帝谢罪。但张汤推卸责任，弹劾庄青翟。庄青翟指使三位长史，状告张汤与田信合伙利用职权，囤积居奇，牟取暴利等。

　　加上当时全国范围内的通货膨胀，社会不稳定，四面楚歌下的汉武帝，当机立断，即命张汤的同事、朋友，也是酷吏的赵禹，审查张汤。张汤以为有转机，一面对，却不然。赵禹一反昔日同事、朋友面目，怒斥道：“张汤，你落至今日，觉得冤枉吧？可你想到没有，那些被你杀头的人有冤枉不？”

　　张汤明白，自己已难逃一劫了。根据当时有关法律文件精神，官吏犯罪，如果能够在“公开审判”之前自杀谢罪，一般不予以追究法律责任。这就是张汤为什么选择自杀了。张汤自杀以后，据说家产不过500金，在当时算是非常清廉的了。

　　张汤死后，帝悔。他对那些诬陷张汤的人进行审查，一一归案，并一如既往地重用酷吏，使得大汉的社会秩序越来越好，大汉盛世也随之到来。